新闻摘要
我认为，被告人是不是有明知，需要司法上结合大量的证据去认定，而不仅仅是推定。因为推定的方法不利于人权保障。比如说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我们是用推定的方法，当然这种立法上的推定是没问题的。但是司法上，对很多案件的处理我们应该用认定而不是推定的方法，我们应当依据客观构成要件评价故意，如果不具有明知，就不可能认识行为会发生危害结果，就不存在故意；对于明知，是在行为人具有这种认识的情况下，司法上去认定该明知是否存在，而不是在行为人不具有这种认识时，去推定明知存在；少数情况下，存在推定的明知，但我们不能滥用推定。
在三六零的示范性效应之后，包括阿里、京东、腾讯、小米在内的一批新经济公司，都一度传出意图回归的好消息。由于股权规范制度与IPO审批制等等多重原因，错失中国经济新生代的优质公司是一直以来A股市场饱受诟病的原因之一。特别是在新经济和“双创”成为国家战略导向的情况下，对于资本市场来说，缺乏优质的投资标的，一定程度上催生了投机炒作，使得真正的价值投资者反而遭遇“劣币驱逐良币”；另一方面，优质公司正在成为各个交易机构争抢的对象，近期一批独角兽公司选择登陆港交所，就与港交所近期不断改革政策、意图吸引优质公司盘活交易市场有直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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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孙华茂·
编辑：许德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