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摘要
根据文章的描述，“余先生”应该是急性心肌梗塞，已晕厥，急诊介入溶栓后第三天再次并发肺栓塞或再次心肌梗塞，应用德国进口药物后，九死一生。如此全程在重症监护室进行的危重抢救，费用30万是高是低自有公断，但关键的是个人支付比例与社会承受能力是否匹配？让我联想起本次医改前夕，2007年北国哈尔滨的500万、南边深圳的120万“天价药费”，当时医院从院长到科主任均被行政处分，社会和家属质疑的的焦点也是尽管家属当初要求并同意使用最好的药，事后对用药的合理性和自己采购药物到医院使用的合法性。
最后，在目前这种状态下，怎么把我们的基础、内在动力和整个宏观政策当中出现的新问题在现实中找到更好的解决办法，值得考虑。我觉得还是要真正地坚持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十九大确立的“让市场经济在资源分配中起决定作用”这一点。更主要的是，改革开放40年，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走到现在，我们怎么在严监管的情况下，仍要坚持改革的方向，维护现在已经形成的市场环境？遇到问题以后，不能盲目根据市场变化而进行政策调整，避免出现与初衷相违背或者不太协调的问题，我觉得这是值得思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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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唐一雯·
编辑：林承平
